勾勒明清进士的概览图

时间:2015-07-16 作者:孙运宋 来源:山东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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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制度,贯穿了中国1300多年的文明史。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无论在选择标准、选拔途径还是在考试内容、录取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有了更严密的要求和规范,这标志着科举制度发展到了一个兴盛时期,也反映着该时期文化发展程度。科举制度占据了封建社会官僚制度的主流地位,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当今领域专家也能从读书人的性格、生平事迹中看到其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现状。因此,科举制度可谓中国文化遗产的一份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在行政领域中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近期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山东明清进士通览》(明代卷、清代卷)一书,我们不妨从书中每一位山东籍进士的生平事迹中了解一斑。
  这套书分为明、清两卷,以传略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记叙、整理了两朝4188名进士的传略性史料,整体体现了山东明清两代各科所取进士数量、籍贯、家族、仕历、甲第名次以及重要事迹。作为可以索检明、清两代进士及考镜当时社会现状的重要工具书,它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不为生人立传,盖棺方可论定”是古代史学家为史、志编写所定立的原则,正如罗燕生先生序所说,“贤达人士作传多冠以耆旧、先贤、士林、乡宦等类名。那些登科入仕,无至高官,历迹不彰,艺术不显,著作又不见于后世的人,正史无载,往往杂入‘人物门’之中” 。 
  孝悌是古代士子身上表现出来的最能反映儒家思想的品质。丁忧古为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古代官员大都为进士、举人出身,即便官职再高,也要恪守祖训。在本书中,因“丁忧归”者不胜数。
  明清时期,进士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明代就有“进士一旦居要地,遂过数十年之财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之说。等同于我们当今公务员录取制度,名额有限、考生无穷,诸多学子为博一介功名,在独木桥上拥挤不堪。 中国古代,一家能出一个进士,就足以光宗耀祖。竞争如此激烈,有些家族却能数人、数代十余人考中进士,甚至数代鼎甲、一门高官,为时人所歆羡。对这些家族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明清的科举制度、政治格局、地方文化乃至家庭教育等等诸多方面获得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从记有明清进士的县志、方志中,梳理进士的家庭代系结构,我们可看出进士出身具有明显的家族性。以山东诸城刘墉为例,其曾祖父刘必显是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为康熙年间进士,曾担任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代名臣。作为长子,子以父贵,刘墉打小备受乾隆帝的特别关爱。尽管聪明好学,通古今,但之前未曾考取任何功名利禄,终以恩荫举人的身份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考中进士。刘必显与三世后人中,有35人考取举人,11人中进士。刘氏家族被乾隆帝称赞为“海岱高门第也”与“国史之表”。嘉庆帝亲命太子少保光禄为刘氏家族修谱,十世以后,又出吏部尚书刘之和文化官刘喜海。刘氏家族如此昌盛,得益于忠孝厚积的民族传统和家族环境,也得益于六世祖刘必显与七世祖刘棨的苦心培植与先身营造。由此可看出,进士“名门出身”带有一定的家族性色彩,且重视家庭教育,并拥有足够的家族经济实力。
  科举制度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文人的性格构成和命运曲线。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于中国几千年历史,既漫长又单一,既矛盾又统一。诸多学子“面壁十年”,都是为了科举及第后的富贵荣华,他们从幼年起就在八股的绞肉机中挣扎消磨。一朝“破壁登榜”,成为统治阶层中的官僚,成为统治皇权的附庸,成为统治的工具。三千分之一的录取几率,使得多数人都不能够踏上仕途,获得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这也造就了《儒林外史》中范进们和周进们的“求举性格”。老童生周进一生为秀才,将自己一辈子都奉献给“八股文”,奉献给科举。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存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威武不屈、曲学阿世、清正廉明、贪污受贿等等截然不同的品质,都能从科举制度中追根溯源。
  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门阀世族对行政权力的垄断,拓宽了官员选拔的渠道,极大地体现了公平正义与平等竞争。在这一点上,对我国当今公务员录用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利于政府选择人才,更加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同时在考试内容上,明清进士的文武分科取士之法也对当今中国存在不同需求的各行各业具有参考价值。明清中榜入仕者必须“回避制度,异地为政”,山东进士均分散至河南、山西等周边省份,最远可以两广地区,且调任频繁,此举是古代防止腐败、形成党羽的重要预防措施,有效地突破了干部久居一地形成的利益格局和人情“圈子”。在反腐成为我国当今政治生活中重要部分的时下,适时对领导干部进行异地交流,可以使干部在多个岗位上丰富领导经验、提高领导水平,有利于打破干部狭隘的地域观念、摆脱人情和关系的束缚,放手开展工作,这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观览此书,虽属人物传记,但无异于写史。“以事叙人,以人述事”的写作手法更是少见,也填补了明清时期进士概览的空白,值得研读。